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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见闻)岭南花市年味浓 商户迎来“开门红”******

  中新网佛山1月14日电 题:岭南花市年味浓 商户迎来“开门红”

  作者 孙秋霞

  行花街,过大年。在岭南地区,逛花市是春节必不可少的活动。兔年新春临近,广东多款年宵花迎来销售旺季,寓意较好的冬青、年桔、蝴蝶兰等深受广府人青睐,花商生意迎来“开门红”。

  作为中国大型花卉综合零售批发市场之一,位于广州荔湾区的岭南花卉市场已经挂起了红灯笼,部分商家开始售卖兔子造型的花盆,年味浓郁。不少市民专门开车前来选购年花、年桔,花卉市场的车辆川流不息。

  在一家蝴蝶兰专卖店,造型精美的蝴蝶兰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面挂着“幸福安康”“升职加薪”等祝福卡片。该店店员姚小姐告诉记者,今年为了提高销量,特意推出可以快递到家的蝴蝶兰盆景礼盒,它有一个带灯的圆形装饰,寓意圆圆满满。

图为岭南花卉市场一摊位的蝴蝶兰吸引顾客。 陈楚红 摄图为岭南花卉市场一摊位的蝴蝶兰吸引顾客。 陈楚红 摄

  “蝴蝶兰比较娇贵,很容易折断,我们近年来做了一些研发,把盆器里的兰花进行加固,这样它装到箱子里怎么晃动都不会掉。”姚小姐一边讲解一边演示,她介绍,传统线下花市回归,店里生意比去年更好。

  除了传统的年宵花,岭南花卉市场也推出一些进口花卉品种,包括寸寸金、牡丹菊、腊梅等。在辉皇迎霄花店,五颜六色的进口和国产鲜切花吸引顾客挑选购买。

  “这两天市场的人流量比往年增加很多,停车场的车都停满了,有的花店专门从外地过来订货,还有客户现场挑选鲜花后在线上下单。”辉皇迎霄花店负责人黄永富介绍:“我们推出了‘云买花’直播活动来促进散户购买,预计今年销量会有20%左右的增幅。”

  广州的袁先生今年特意带上外地女朋友到岭南花卉市场购买年宵花,带她感受岭南文化。“往年家里买蝴蝶兰比较多,今天看到很多新的品种,以前都没见过,我们想先逛一圈再买。”袁先生说。

  广州市岭南花卉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贵生介绍,今年元旦以来,市场人流量比往年增加10%,一些商户很早就开始布置店铺,营造过年的气氛。

  “今年蝴蝶兰还有一些鲜切花的价格提升了一点,其他基本持平。很多花市的摊主都来我们这里拿货,整个市场的订单量比去年有所增加。”刘贵生说。

  第39届陈村迎春花市近日启动,这是佛山最大的花市。今年陈村迎春花市升级打造“两点一带八景”的十里花街,绵延10公里,沿途有超500个花场和700个摊位,囊括近万个年宵花卉品种。

第39届陈村迎春花市的年桔塔吸引参观者。 陈楚红 摄第39届陈村迎春花市的年桔塔吸引参观者。 陈楚红 摄

  记者日前在陈村迎春花市看到,一个巨型年桔塔屹立在世界展览中心前广场,它由1138盆、16层寓意“大吉大利”的年桔树组成,通高16.8米。有年轻人特意在此拍照打卡,为新的一年祈福。

  “一盆花不用一笼排骨的价格,还可以欣赏几个月……”在陈村迎春花市,一摊位前的喇叭正循环播放着自制宣传语,逛花市的市民循声而来,围满摊位,挑选中意的蝴蝶兰。

  “我们的宣传语主要突出价廉物美,大杯双枝蝴蝶兰三十元(人民币)一盆,性价比很高。用喇叭推销的方式提升了我们的销量,现在一天可以卖两三百盆。”惠发园艺负责人林女士说。

第39届陈村迎春花市一摊位的蝴蝶兰吸引消费者。 陈楚红 摄第39届陈村迎春花市一摊位的蝴蝶兰吸引消费者。 陈楚红 摄

  佛山市民曾小姐带着女儿专门从佛山禅城区过来逛陈村花市。“今年花卉品种挺多,给女儿买了一株风信子,自己买了一盆菊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品种,挺大一个。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利利。”曾小姐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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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

  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

  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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